【大钊先声】毛泽东回忆李大钊：他是我真正的老师，一个大好人

1949年3月，料峭的春风轻轻拂过华北大地，毛泽东带领着中央领导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了前往北平（今北京）的征程。彼时，决定中国两种前途命运的战略决战已进入历史转折关头，历经28年的浴血奋战，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一个全新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即将诞生。

这一年，56岁的毛泽东在准备出发进京时，兴奋得难以入眠，只睡了四五个小时。他激动地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周恩来笑着回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正是凭借着这种时刻保持 “赶考” 的清醒状态，中国共产党人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百年辉煌。

在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中，除了家喻户晓的“赶考对”，还有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毛泽东回首自己艰苦卓绝的革命生涯时，满怀深情地对身边工作人员李银桥等人说：“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呢！” 毛泽东青年求学时期虽遇诸多老师，但独称李大钊为 “真正的老师”，足见李大钊在他心中的重要地位。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对毛泽东的影响深远而持久。

01

初入北大：开启革命与思想启蒙之旅

1918年8月，刚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与好友蔡和森等人一同协助组织一批青年奔赴法国勤工俭学。然而，毛泽东有着自己独特的想法，他说：“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当时，毛泽东曾经的老师杨昌济在北京大学任教，希望他能入北京大学读书，但因北洋政府教育部的规定，中等师范毕业生需先工作几年才能报考大学，再加上经济原因以及毛泽东一向推崇自学，他并未报考北京大学。

为了能在北京生活下去，毛泽东只好向在北京的老师杨昌济求助找工作。杨昌济将他介绍给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就这样，在北大红楼一层东南角的馆长办公室内，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了李大钊，一段影响深远的师生缘分就此拉开帷幕。李大钊给了毛泽东图书馆助理员的工作，月薪八块钱。虽与北大教授们动辄两三百元的工资相比差距甚远，但在当时北京的消费水平下，足以让毛泽东在北京站住脚。那时，北京的猪肉每斤1角2分，普通工人月薪大约3元，普通军官的月薪也只有10元。

毛泽东一生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对这段在北平的生活，他曾对卫士田云玉说：“以前我在北平工作的时候，只有八元钱。到街上买过一次包子，那包子好吃极了。” 在1936年接受斯诺采访时，他还回忆道：“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古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李大钊十分器重毛泽东，称赞他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不仅让他负责管理十五种中外文报纸、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等工作，还与他一起整理书刊。尽管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的职务是初级的“书记”，享受最低一级工薪，但这份工作却让他有了阅读了解当时新书新刊信息的便利，得以结识众多知名学者和进步青年。

1918年年底至1919年年初，李大钊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Bolsnevism的胜利》和《新纪元》等脍炙人口的文章，同时进行了很多公开演讲活动。毛泽东有幸能与李大钊一起研究、讨论、聆听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这无疑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机遇，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毛泽东开始 “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工作之余，毛泽东还参加了北大的哲学研究会和新闻研究会（后改名为新闻学研究会）。在新闻学研究会里，《京报》的创办者邵飘萍对他 “帮助很大”，使他增长了新闻学的理论和实践技能。毛泽东第一次来北京虽只有短短几个月，但在1919年3月回湖南时，他已结识了诸多良师益友，学习了丰富的知识，尤其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深入了解，眼界大开，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李大钊的帮助。

02

五四运动前后：思想的碰撞与实践的探索

1919年4月，毛泽东带着在北京学到的新思想回到长沙。一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并迅速震动全国。毛泽东积极响应，参与领导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并在学联的组织下，发动长沙二十所学校统一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

为了进一步传播新思想，湖南学联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创办《湘江评论》杂志，并聘请他担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25岁的毛泽东全身心地投入到《湘江评论》的编辑工作中，尽管条件艰苦，预约的稿子常常不能收齐，他只好代笔补白，还要自己编辑、排版、校对，有时甚至亲自上街叫卖，但他依然挥汗疾书，废寝忘食。这份杂志虽然只存在了一个多月，却在湖南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省外也备受关注。李大钊在看到《湘江评论》后，十分重视，立即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向全国读者加以介绍和推荐。看到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至四期上发表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后，李大钊又在1919年12月28日的《新生活》第19期上发表了题为《大联合》的短论，对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的主张表示极为赞同。

1919年12月，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他率领湖南的“驱张代表团” 赴京请愿，住在北长街的福佑寺喇嘛庙里。此时，他与李大钊的接触更加频繁，多次讨论赴俄留学和女子留学等事宜。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趣愈发浓厚，开始特别留心搜寻和阅读当时为数不多的中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

1920年年初，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虽然该研究会到1921年11月才公开宣布成立，但自1920年3月秘密建立时起，就开始了研究“马克思派学说”的活动。当时，传入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稀少，中文译本更是罕见，但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早已将“搜集此项书籍”作为“研究上重要的先务”，收藏了一定数量的马克思列宁著作，并组建了庞大的翻译组。毛泽东虽未参加研究会的发起，但在李大钊以及邓中夏、罗章龙等朋友的推荐下，接触到了关于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中文版珍贵书籍，这为他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03

长期合作与深远影响：革命道路上的相互扶持

1920年4月，毛泽东再次离开北京回到长沙，但此后他与李大钊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20年六七月间，毛泽东在长沙筹备创办文化书社，却因本钱太少而周转困难。关键时刻，李大钊再次伸出援手，为他解决了资金问题。这间文化书社存在了长达7年之久，颇受各界读者的欢迎，成为毛泽东在湖南研究与传播革命真理、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以及创建中国共产党和建党初期作为秘密联络机构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李大钊无疑是这项革命活动的有力后援者。

1925年年底至1926年年初，李大钊撰写了《土地与农民》一文，依据马列主义的观点，提出“中国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的正确论断。毛泽东对这篇论文极为重视，1926年9月，他在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将李大钊的这篇论文收入他所主编的 “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学员学习的材料。可以推测，李大钊关于农民问题的思考，对毛泽东在大革命失败后领导军民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李大钊就像毛泽东青春岁月里的一道光，他道德高尚，宅心仁厚，光明磊落，为了革命理想信念奋不顾身，高擎着真理的火炬，照亮了来自湖南的进步青年毛泽东，指引他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坚定地前进。毛泽东称李大钊为 “真正的老师”，这充分体现了他对李大钊深深的感激和敬仰之情。在历史的长河中，毛泽东与李大钊之间的这段珍贵情谊，不仅是个人之间的交往，更是中国革命史上思想传承与实践探索的重要篇章，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来源：党史博采公众号。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内容有改动，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